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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对我而言，描绘安德烈奥蒂和贝卢斯科尼的难点并不在于处理负面角色。在我看来，贝卢斯科尼在政治上是负面的，安德烈奥蒂也有一部分是负面的。但那不重要。这三部电影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线索，涉及的是他们的私人生活如何影响他们的决策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性格缺陷。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这些缺陷通常会带来负面影响，虽然可能只影响我们的孩子、妻子和朋友。但对于掌握权力的人，我们往往低估了他们性格缺陷带来的问题。我一直对此很感兴趣。前几天我看到一段查理·芒格的采访，他是沃伦·巴菲特的合伙人。在采访中，记者问他：“你怎么看唐纳德·特朗普当选总统？”芒格说，特朗普只是出于虚荣心和对荣耀的追求，而这些对成为美国总统的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。每天在新闻中，我们都能看到政治人物的决定，往往源于冲动、炫耀和对经济运作的奇怪扭曲看法。我不想表现这一点，相反，我想要表现出一个政治人物应该具备的样子。

　　保罗·索伦蒂诺：这来源于一些自传性的内容，来自我与女儿之间的关系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诱惑，尤其是在年纪渐长时——即使是非常聪明、文化底蕴深厚的人也会有——就是认为当下是糟糕的，而自己年轻时的过去是辉煌的。这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诱惑。它是舒适的，因为它不要求你去思考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尤其是当你没有能力理解时。所以我觉得，既然总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他应该不会屈服于这种诱惑。相反，他让女儿引导他更好地理解当下。总统与安乐死法案之间的互动就很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。最终，他签署了这部法案，因为他信任女儿的想法，而不是因为他相信这是正确的。未来属于他们这一代。

　　保罗·索伦蒂诺：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为“我们的时间由谁主宰？”这个问题而烦恼。我们在生命中的某些阶段、在某些关键的过渡时刻，都会觉得那些日子似乎不再属于我们。它们不属于我们，而是属于别人。对一些人来说，这种感知可能只是一个世俗的思考，比如：“它们属于我的雇主，或者属于我的家庭。但基本上，我还能勉强过活。”但对于那些承受着身体和心理痛苦的人来说，这就成为一个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。安乐死涉及的是谁对个人的生死负责。

　　保罗·索伦蒂诺：直到最近，我才认识Guè和他的音乐。我本想说是我的孩子让我了解了他，但实际上是我的妻子。我立刻喜欢上了他的歌。最初，我听不懂85%的歌词，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剩下的15%里有着深刻的人性。在他与父亲的关系中，流露出一种深深的痛苦。这就是我被深深吸引的原因。后来，当我在米兰遇到他时，他来介绍我的电影《帕特诺普》，我被这个强壮的大个子，但又非常温柔的性格所打动。我们聊得非常愉快。他在电影中演唱的歌曲Le bimbe piangono里有一句歌词：“Chiedo dopo perdono, non prima per favore。”（“我会晚点请求原谅，但在此之前请不要请求原谅。”）通过某种奇妙的心理化学反应，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。它像是一个我常常对自己重复的咒语。它谈到了推迟你必须请求原谅的时刻，因为我们每个人终究会为自己做错的事请求原谅。我想强调的是，这位年迈的总统正在努力与当下和解，但他渴望理解它，于是他邀请Guè到接受他的敬意。